創作了原文，再給chatGPT 改寫 「破壞式技術」（Disruptive Technology），或稱破壞性創新，由克萊頓·克里斯坦森（Clayton Christensen）提出。其核心意義，是一種以低價、簡便，甚至相對低品質的形式切入市場的技術，先服務被忽略的需求，之後快速演進，最終改寫既有規則，甚至取代原有的市場領導者。 這樣的敘述，我們並不陌生：數位相機取代底片、串流影音取代租片市場、個人電腦取代大型主機，以及電動車對內燃機的挑戰。這些案例看似都在證明一件事——新技術終將取代舊技術。 但現實，似乎沒有這麼單純。 電視出現時，收音機沒有消失；串流興起之後，電影院依然存在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人反覆觀看希治閣的電影，也有人在夜裡聽著電台，或讓黑膠在唱盤上慢慢旋轉。 與其說是「取代」，不如說是「重新分工」。 某些技術主導效率，某些技術承載情感；某些滿足便利，某些則保留儀式感。破壞式技術確實改變了市場，但未必徹底抹去過去，而是讓不同形式在新的秩序中共存。 然而，這樣的「共存」並不平均。 在每一次技術轉換的過程中，低技術勞動往往最先被淘汰。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，再到資訊時代，每一次生產力的重組，都伴隨著階層的位移與不安的擴散。當既有位置被動搖，社會的穩定性也隨之下降。歷史上那些瘟疫、戰爭與價值崩解，未必全然由科技引起，但往往與這種結構性的失衡相互交織。（蔣夢麟《西潮》） 問題於是浮現：當變動成為常態，人該如何自處？ 教育原本被期待提供答案。 大學將既有知識整理為體系，傳授給下一代。這些知識，是長時間累積的成果，也是一種對世界的穩定理解。然而，在技術快速推進的時代，這樣的體系不可避免地出現時間差——當學生畢業時，所學往往已經落後數年。 因此，當代教育逐漸轉向「雙軌」：一方面傳授專業知識（subject knowledge），另一方面強調共通能力（generic skills），例如學習能力、溝通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。進入21世紀後，這些被統稱為「21世紀技能」，成為面對不確定未來的基本配置。 但這套想像，建立在一個尚未被AI全面改寫的世界之上。 共策與知識生產，「需要具備什麼能力」這個問題，也出現了新的版本。諷刺的是，這些答案，甚至開始由AI本身提供。 例如Google Gemini所歸納的能力，包括：持續學習與快速調整的能力、情緒與倫理判斷、以及對AI本身的理解與...
“大韓民國正在崩塌。眼前的現實，是「至少多數國民仍是安全的」這條心理上的馬其諾防線都已崩潰，接近社會解體的邊緣。” 朋友在FB感嘆某地的崩塌，一單單超乎認知的事件令人不斷問，這是我們成長的地方嗎？ 在這令人喘不過氣的日子，我狂看韓劇秘密森林：先看第二輯再看第一輯。上面那段獨白是第一輯結局，已離職的大韓檢察總長（相對某地的律政司司長）在預備了結自己，用自己揭止制度崩潰前的留言。 “如果我們社會被污染的程度還能恢復，我可以視而不見；如果我們制度被朽壞的部分還不至於崩塌，我可以獨善其身。但是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我身體中的警鐘，不斷作響提醒：不能再沉默了、不能再蒙塵了。” 身負捍衛公義責任的大韓撿察總長，在下屬面前是正義的化身，處處導引及支持下屬木面男主角維持公義，全力調查像進入了森林的連環兇殺案，而答案卻指向大撿案總長的沉淪和崩壞。 “受貪腐危害的不僅只是制度，還包含人命，成千上百的人命。未能在最初搶下兇手的刀刃，實屬遺憾；但如果事到如今都不能奪刀反擊，制度崩壞、人命也會繼續流失。要修復這個制度，無法靠時間、無法靠金錢，唯有血祭，高位之人的血祭。” 更大的崩壞，是大撿察總長協助大企業家外父結合政軍商界私通合作，同時他發現外父謀殺了他的前下屬，一個年青女韓國檢察官。一個他承諾了要照顧的後輩。 “我不能再沉默、不能再坐視，不會有拯救世界的英雄，繼續沉默、坐視，我們只會和制度一起沉淪。” 以上的獨白充滿文學玩味，而獨白的出現，不是平舖直敍。而是大撿察官太太得悉丈夫死訊，從外國趕回來，怒氣匆匆走上男主角的辦公室，説會窮一生的力量毀滅男主角，因他破壞了她的家庭。男主角徐徐拿出大撿察官留給妻子的親筆信，畫面和畫外音穿插為故事下了一個最後的注腳。 充滿文學味道的編劇是李秀姸，1995年大學畢業，2017入行第一部劇本就是秘密森林（1）。香港電影視界仍停留在old sea food 批評年輕人沒有希望，但香港大學畢業生去當編劇的人工卻是可恥的。不要問為何南韓的電影和電視劇早已超越香港，反而要問為何南韓李秀姸第一個劇本能得到機會採用，拍成那麼精彩和震撼的劇集。 2017年製作的秘密森林就算放在2021年，仍比很多香港電視劇水平高超。劇本題材沒有紅線，可以觸碰南韓政商的黑暗和腐敗。彷彿是一面療傷鏡子...